会展导航转载:15日晚间8时30分许,中央纪委首次以专题片的形式公开披露大量“四风”细节。专题片披露的信息显示,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吴顺江因不堪忍受会议频度过高,让人统计全年的会议数量。据统计,该厅一年召开会议数量达1068个,意味着平均每天就要召开或参加3个会议,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,该单位编制人员不过125名。(12月16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一个厅级单位,一年要召开1068个会议,平均每天多达3个会议,难怪厅长“不堪忍受”。而此前据媒体报道,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,全国已压缩会议58.6万个,即使按每个会议只有半小时保守估算,连续开完这些会仍需33年。惊人的数字背后,折射的是“会议依赖症”之重,病根则在于热衷“形式”的懒政思维。
可见,“一年千会”并非个案。在一些地方,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有会,有时候一天三四个会。工作就是开会,开会就是工作,已成官场一种“行政规则”;而会议多,会期长,开支大,已经成为一种“地方特色”。
现在我们的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偏高,在整个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过大,挤压了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。今年5月,广州在公布“三公”经费的同时,也晒出了会议费。殊不知,会议费相当于“三公”经费的一半。一些区县或部门,一年动辄数百万上千万元的会议费,有的甚至一天要花费数十万元,令人震惊。
问题是,国家制定的一些惠民政策,也被“堵”在了会上。比如,一份“十一”景区降价的文件,从中央到地方,再从地方到景区,需历时70天,政策早就过了时效。而在一些部门看来,有些“堵”的环节,是合理的,也是必不可少的。不层层开会传达,就是对中央精神重视不够,对国家政策执行不力。殊不知,这种层层“设卡”的方式,将政策“堵”在会上,影响了执行时效。
中央三令五申:“从领导机关做起,大力整治文风会风,提倡开短会、讲短话、讲管用的话,力戒空话套话。”这就要求各地党政机关首先应做出表率,要少开会,开短会;少发文件,多听发言;少作报告,多征民意;倡导讲真话、办实事、求实效的会风。特别是在执行上级政策方面,应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环节,避免政策在会议和文件中“漫游”。要通过压缩会议,节约会务成本,控制行政管理费用支出,将更多的精力和有限的资金,用在发展经济、改善民生的事业当中。(来源:长沙晚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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